从汉字、喃字到国语字—越南阮朝《千字文》类蒙书之发展
刘怡青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
前言
《千字文》作为中国重要的启蒙之书之一，其透过吟颂的方式，继而带领孩童识读文字，含括天文、自然、历史、人伦等内容，所建构起的模式，不论是在行文体例，抑或是内容结构上，对于中国蒙学发展的影响甚深，关于《千字文》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徐梓教授已有专篇研究，理出清晰的脉络。
《千字文》对中国影响如此深远，在书籍传播的过程中，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在汉字文化圈如日本、韩国及越南等国有何发展？以日本国会图书馆所公开的讯息为例，日本国会图书馆除收有日本元和三年（）《篆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庆长十一年（）《四体千字文》外，昭明四年（）《书史千字文》、文*九年（）《世话千字文绘抄》亦是仿《千字文》所编辑的书籍，哈佛燕京图书馆则藏有韩国《千字文音解》，皆见《千字文》流传及影响于日韩，而《千字文》在越南的流传情况又会是如何？故本文以在越南阮朝时期的中国《千字文》，及阮朝《千字文》类蒙书为讨论重心，藉此了解此类书籍的概况，及中国《千字文》对于越南蒙学的影响。
二.
漢字《千字文》在越南的流传
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R的合卷资料中，收有《日用常谈》《字学求精歌》及两个《千字文》的版本。這两本《千字文》，一是嗣德十三年（）季夏摹本，；二为嗣德二十七年（）青云堂版的《字体全书》。但嗣德十三年（）《千字文》为书法摹本，《字体全书》《日用常谈》《字学求精歌》虽同为刻本，在时间与版式等皆有所不合，故此四书合为一卷之由，或许能从此四书的内容或成书目的寻求答案，进而讨论中国《千字文》在越南流传情况。
（一）
《千字文》與科舉
R中摹本《千字文》以摹写褚遂良书法为主。《千字文》作为法帖时来已久，唐李绰《尚书故实》即记有王羲之孙智永禅师临《千字文》八百本散与江南诸寺之事，禇体《千字文》据宋周越《书法苑》所记原为石刻，由越南嗣德十三年的摹本，足见禇体《千字文》成为法帖后流传已久以及远播。合卷中的《字体全书》，书前有青云堂“税例小说”说明出书之目的、花费情况与售书地址等讯息，其出书目的为“本堂精检字体全书一集，并纂辑诸家体法，共四十八体字，纸该二百张，以便初习”，《字体全书》在合卷中仅存三十叶，并且杂入四叶同为青云堂藏版的《字体会通》，在书体的展示上，除十叶版心作“三行真行”，，以三言成句，以示书体重点，如“宇宙定，宁宫官”，旁有小注标注“天覆，上以海极覆画乎下也”，其馀版心作“四行某”者，如“四行真体”、“四行篆体”有部分版心题为“《千字文》汉隶体”、“《千字文》真行体”、“《千字文》小篆体”，其书影如下：
虽无法见青云堂《字体全书》《字体会通》的全貌，但由以上书影可知青云堂以《千字文》为基础展示各类书体“以便初学”。故R中两种版本《千字文》实以书体摹写与示范为主。
至于《日用常谈》与《字学求精歌》二书，前者为嗣德四年（）同文斋藏版，据《汉喃遗产目录》所记，《日用常谈》最早成书于明命八年（），作者范廷琥（-）《大南实录》记其“少嗜学，应举屡绌，遂肆力读书，多所该洽，熟典故，人皆推之。”，曾任翰林院行走、翰林编修、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讲学士，其行世著作中《日用常谈》含括在内。《日用常谈引》言此书“举日用常谈授之门人翻译训诂”为主要内容，起于天文终于虫类，细分出三十二项以纳字辞，字辞下皆有喃字与小注，形式类于辞典。
成书于嗣德二十三年（）的《字学求精歌》，R所收为青云堂于嗣德二十九年（）刻本，青云堂《识语》記“按是集乃南定罗岸绍治辛丑科副榜杜公所辑也，此后学宁嘉阮公增订音注，片字半画，无少差讹，洵为初学便捷也”。杜公即杜辉琬，其《字学求精歌序》稱：
明命年间试法字画茂密，当辰（时）士子莫不留心，或俗或讹鲜有不知。及后规式日疎，真草随用，余亦以六书八法不切事，口不言字三十余年矣。今试场榜揭用字真精，小子茫然如在云雾中，无人为之指南，未免帝虎鸟乌之误。余弗获已，因取经传、中举业所常用，而易涉于讹俗者，命小子编辑约为四字歌，颜曰《字学求精歌》。
《大南实录》記杜辉琬“少有文才，绍治元年（）会试中乙科，授翰林院检讨”，曾任永隆督学、礼部郎中、太常少卿办理户部，告疾还乡后“在家喜著作，故人多求妙墨，至今尚能传诵之者。”杜辉琬为使应试学子辨识形似或易混之字，强调文字易误之部件，以四言歌谣的方式完成此书主要内容。
序言中所称“六书八法”即是汉字构成、笔法的基本原则，与杜辉琬同时的李文馥亦称越南“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钟、王为楷式”，皆见此时越南以汉字为主要文字。R中摹本《千字文》与《字体全书》以书体为主，范廷琥与杜辉琬两人所辑纂的《日用常谈》《字学求精歌》，皆是收集常用字，加注简单字义，提供後輩识别汉字为目的。由杜辉琬直言其所辑之字以“经传、中举业所常用”为主，而识字或是书体练习，为学子应试时所必备的基础能力，故此四份资料于R合并为一卷，其用意或即出于此。
（二）
《千字文》與越南的啟蒙教育
《千字文》作为书体的展示，在中国其来已久，最早可见于《隋书?经籍志》所收《草书千字文》与《篆书千字文》，其除可作为法书外，亦是孩童重要的启蒙读物之一，如宋项世安《项氏家说?用韵语》记“古人敎童子多用韻語，如今《?求》《千字文》《太公家敎》《三字訓》之類，欲其易記也”。R展示出作为书体存在于越南的《千字文》，是否亦有作为蒙书存在的《千字文》？
越南文献中谈及中国蒙书作为越南启蒙读物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后黎朝裴阳瓑（一作沥）景兴四十八年（）的《裴家训孩》。裴阳瓑为后黎朝昭统元年丁（）未科进士，曾任“内翰供奉使员外郎”，阮朝嗣德三年子裴式坚上其著作两种，《裴家训孩》即是其中之一。在序文述其编纂之由时，称“余尝居乡，见人家训孩多用周兴序(嗣)《千字文》，熟读终无所得，或易以《孝经》《小学》。”另，阮朝绍治元年辛丑科举人范望，于嗣德六年（）《启童说约?序》称“余童年，先君子从俗命之，先读《三字经》及三皇诸史，次则读经传，习时举业文字，求合场规，取青紫而已。”藉由以上记录，显示中国《千字文》《孝经》《小学》《三字经》等蒙书，直至十八、十九世纪时仍为越南民间、士人之间主要启蒙教材。
《孝经》、《小学》、《三字经》在《汉喃遗产目录》中，有《孝经注解》、《孝经释译》、《孝经国音演歌》、《朱子小学全编》、《朱子小学略编》、《三字经》、《三字经释义》、《三字经解音演经》等记录。对于越南蒙书的情况，耿慧玲教授指出举除有原书翻刻或重刻外，另有以中国蒙书为底本越南学者重新注释或者重编，以及越南新编蒙书三大类，《三字经》、《孝经》即可作为前两者的代表。至于《千字文》除见于R外，《汉喃遗产目录》记有《千字文解音》，另在《道教源流》提要中则记有周兴嗣《千字文》喃译本。《千字文解音》是否即周兴嗣《千字文》喃译本？《汉喃遗产目录》中未有特别注明此书的作者，仅记录版本讯息，最早版本为成泰二年（）印本，维新三年（）本增注越南文，而笔者另见有维新八年（）文明印馆藏板的《千字文解音》，其内容并非中国《千字文》，实为绍治五年（）李文馥《摘字解音歌》。《摘字解音歌》如何成为《千字文解音》，以及是否受到中国《千字文》的影响？针对此问题，以下针对越南《千字文》类蒙书进行探析，以明其相互关系。
三.
汉字为主喃文为注的《千字文》類蒙书
当前所公开的资料中，越南《千字文》类蒙书主要有七种，分别为：《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歌》《千字解音歌》《五千字译国语》《幼学汉字新书》《千字文解音》《三千字解释国语》。上述七种书籍以时间与相互关系而言，其情况如下表：
故阮朝《千字文》类蒙书以《三千字解音》与《摘字解音歌》为代表，此二书在以汉字为主体的情况下，殖民前后的差别乃在于，殖民前主要以喃字作注，殖民后主要增注越南“国语”及法语。而《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的关系、解音方式，二书与中国《千字文》的关系为何？
（一）
《三千字解音》与《摘字解音歌》先后关系
《三千字解音》成书于《摘字解音歌》之前，以明命十二年()富文堂本为最早，富文堂本封面书名为《三千字解音》，内页正文部分则署《字学纂要》。又汉喃院藏VHv.成泰二年（）《阳节演义》中，附有署“景興丙申（）月常訓郡公校訂和題序，左青威吳時任仝校閱”的《字學纂要三千字》，故《三千字解音》的前身即是吴时任的《字学纂要》。在《三千字解音》相关研究论文中，由各论文引证的吴时任《字学纂要?序》，可知《字学纂要》成书不晚于景兴三十七年。但成书于后黎朝的《字学纂要》何时改名为《三千字解音》？
成书于阮朝绍治五年的李文馥《摘字解音歌》，其引文称：
昔人有着《三千字解音》一编，逐字起韵，以平仄二声相间，不拘伦次，务取便读，其待蒙士诚厚矣。独以句韵短促，或惜其难于成咏者，簿领之暇，别为逐句，起韵演成歌诀，颜曰《摘字解音歌》，庶令童孺蒙辈行坐吟哦，因得易于记忆，倘以博览者一莞云。
以上记载，除说明李文馥以《三千字解音》为基础完成《摘字解音歌》外，以存最早版本为明命十二年富文堂本《三千字解音》，可知《字学纂要》最晚于明命十二年改名为《三千字解音》，故绍治时通称《三千字解音》。引文中为何对于作者部分以“昔人”带过？据《越史通鉴纲目》对于吴时任的记载，称其“后事西山朝，官兵部尚书，至嘉隆初年杖死。”又《大南实录》记载中批判吴时任等“诚名教中罪人之尤者”，*隆二年（）年笞死于奉天府学堂。透过阮朝史书对于吴时任评断，《字学纂要》的改名与李文馥以“昔人”称之，其原因可想而知。
李文馥称《三千字解音》（《字学纂要》，下皆以《三千字解音》称之）“逐字起韵，以平仄二声相间”，而《字学纂要?序》言成书方式以“音注为义，义连于韵，韵分为对，该得三千字，曰《字学纂要》。”观察《三千字解音》的内容收有汉字三千字，体例则四字一句，两两为对，如“天地举存，子孙六三”等。为求平仄相对及字辞意义相关，整体内容上统拢字辞为主，并非以构成完整文意为目的。基于此，李文馥批评其“难于成咏者”，故摘出一千馀字，“逐句起韵演成歌诀”以成《摘字解音歌》。在体例上一改四言体，汉字部分以“3＋4”七言的形式编成歌谣，若加上对应的喃字则成为六八体，其情况如以下书影：
透过以上书影，《摘字解音歌》透过缩减、挑选《三千字解音》的用字，将意思相近、或类别相近者编排在一起，如“天地雲，雨风昼夜”皆属天文或自然，构成有完整意思的语句，形成属于越南的“《千字文》”，后则以《千字文解音》流传于越南。
（二）
二书喃字“解音”的方式
此二书皆以“解音”命名，而“解音”所指为何？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称“（安南）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景兴三十七年《字学纂要三千字?序》亦言“我越南文献、立国文字与中华同，而設义、解音则与中华异。”在“形”同而音不同的状况下，如何表达汉字字义，成为《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歌》首当之务。
吴时任序中称“音注为义，义连于韵”，故“解音”即为音注，其所采取的方式，以明命十二年富文堂本《三千字解音》为分析对象，此书汉字旁則分别有以喃字或汉字作注，主要方式有以下四种，每种方式占全书的数量与比例，大致如下：
1.纯以喃字作注，如“天地举存”每字分注为“坦拮羣”，计有字，占全书内容的53%。呈现出《三千字解音》所录之字，一半以上的汉字有单一喃字作对应，亦即藉由喃字的识读，可对应汉字的喃音得以兼及字义的解释。
2.以原汉字作注，如“坊庯部番”，有字，占14%。以原汉字作注的体例来看，可知部分汉字与喃字通用。
3.汉字注音，喃字表义，有字，占15%。若遇同义之字，如兄、哥同义，兄有喃字注“英”，哥则注为“音向，英”，以示二字形音不同而义同；或有艰涩字，如“盘盏茧丝”中“茧”注为“音蹇，絸”，又如“猴虎坛臼”，“坛臼”二字分注为“音谈，坫”，“音舅，”，皆以同音字注明汉字读音，并由喃字表喃音及字义。
4.以原汉字为注，上加一汉字或喃字标示类别，或纯以喃字解义，有字，占17%。除专门字辞，如天干地支“卯寅”、卦名“乾震艮坤”，分别以“干卯、干寅”、“卦乾、卦震、卦艮、卦坤”表示；又汉、喃字相同，但上加一字标示类别如“璋琬琏瑶”注“玉璋、玉琬、玉琏、玉瑶”，另汉字“鱼”、“山”、“氏”喃字分别为亇、、户，举凡类别其相关之汉字，作注则多加此喃字以示其类；最后则有小部分以两个以上的喃字解释汉字字义，如伏，注“鵸挹”。
以上四种方式，在《摘字解音歌》字的内容中，以单一喃字注汉字为主，计有字占77%，以原汉字作注则有字占16%，另有62字以喃字标示性质、类别，如帝喃字为“”，尧舜汤皆附上“”以示其义，另世喃字“”，殷汉唐虞四字旁注“”。《摘字解音歌》中仅有锚、窰、摉三字以汉字注音，锚除有喃字外，另有注“音苗，铁索贯之，投水中维舟”，窰未有喃字，注为“音遥，烧瓦灶”，摉则注“音搜，寻”。
由单一喃字、汉字作注的比例来看，从《三千字解音》67%到《摘字解音歌》的93%，呈现出《摘字解音歌》除将同类或意思相近的自编排为歌谣外，在选字过程中亦是力求能与喃字相互对应之字，藉由基础的汉、喃对照，让“童孺蒙辈行坐吟哦，因得易于记忆”的过程中，兼及汉字与喃字的字形识得，建立基础后再扩充到《三千字解音》中的艰涩字等。
（三）
二书重复中国《千字文》之处
由前引《裴家训孩》可知《千字文》在后黎朝时仍为主要的启蒙读物之一，故《三千字解音》以四言为主的体例，即是受到中国《千字文》的影响，到李文馥编《摘字解音歌》时才改为越南六八体。除體例外，在字辭部分，中国《千字文》对于此二书是否有所影响？
比对此三书，《三千字解音》重复《千字文》有字，不重复者有字，而《摘字解音歌》重复《千字文》仅有字，其中34字为《三千字解音》不重复《千字文》的部分，《三千字解音》重复《千字文》全文77%，而《摘字解音歌》仅重复39%。比对《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歌》，《摘字解音歌》所录字中，有字未见于《三千字解音》。可知虽《摘字解音歌》以《三千字解音》为底本，但为使“演成歌诀”，引用他字使内容得以顺理成章。以用字比例而言，二书对于《千字文》并非完全引用，若以字辞来看三书重复部分，《三千字解音》在“不拘伦次，务取便读”的情况下，以“辞”为组合单位，两两成句，字辞的组成有如“是非”、“吉凶”、“富殷”等为汉语中常见者，部分则以类相聚，如“蛇象”、“婶姑”、“伯姨”、“盘盏”等。故《三千字解音》重复《千字文》以“字”为单位，部分字辞在重组过程中，因惯用的情况而编排一块。
基于汉字一字多音或多义的特性，《三千字解音》与《摘字解音歌》亦有以同字他义的方式重新组合，如“殷”，《千字文》为“周发殷汤”所指为朝代，《三千字》则取其“富足”之意，作“富殷勇良”，而汤字则为“汤禹府宫”，但《摘字》则又同于《千字文》之义，改为“尧舜汤，殷汉唐虞”，亦是指朝代；《千字文》“罔谈彼短，靡恃己长”所用短、长，分指人的短处与长处，在《三千字》、《摘字》则合并为“长短”，所指为长度，“孤”、“寡”亦是同样的情况；又如“乐”，透过前后文，《千字文》所指为“礼乐”之乐，《三千字》、《摘字》则为“哀乐”之乐。亦有小部分《三千字》用字义同《千字文》，而《摘字》则取他义，如“观”，《三千字》《千字文》皆为“观看”，《摘字》“临贲观，离坎乾坤”则取《易经》卦相；“陈”，《摘字》“远中近，吴宋陈梁”所指为朝代，《千字文》“陈根委翳”与《三千字》“莺鹉陈古”则为“老旧”之意。
藉由上述的讨论，《千字文》流传于越南，影响著吴时任编纂《字学纂要》（《三千字解音》）的体例，但在字辞、字义的编纂上，并不以《千字文》为主。特别是到李文馥编《摘字解音歌》时，从体例上的改变，到减少重复《千字文》用字，加上喃字对于汉字音义上的“解音”，作为识字蒙书而言，《摘字解音歌》足以取代中国《千字文》在越南的地位，故作为蒙书的中国《千字文》少见于越南，反而作为书体之书的《千字文》多见留存。
四.
新教规*策下的《千字文》类蒙书
李文馥《摘字解音歌》以《千字解音歌》《千字文解音》等书名流通，从三千字的《字学纂要》被改为《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歌》全部内容字，其改名之由亦与所收字数有关。至于何时改名？据《越南汉喃目录提要》所记《千字文解音》有成泰二年（）与维新三年（）两种印本，故《摘字解音歌》最晚应于成泰二年前改名。
除以上两个版本外，另有成泰十七年（）国学场掌教吴低旻续解《千字解音歌》及维新八年海防河内文明印馆藏板《千字文解音》，以《千字文解音》各版本的时间来看，此时越南已被法国殖民，成泰十七年《千字解音歌》续解者吴低旻所任的国学场，据《大南典例略编?礼部》所记，即是设立于成泰八年以专教大法字话为主的“国语字学场”。“国语字学场”的设立，反映此时越南教育*策上有所改变，又强调“国语字”以及“大法字话”，对于《千字文》类蒙书又有何影响？
在教育*策上，成泰十八年所颁布的“学试法新义”中，规定“北圻南学法有三等，一曰幼学；二曰小学；三曰中学”，各社村童子六岁至十二岁有六十名，则由各村社自行设立幼学，小学、中学则由国家设立。在幼学场规中有汉字教规与南音教规，汉字教规如下：
汉字教规，则用紧需等字，与古来圣贤伦理格言，及安南国史，如明君贤辅之类，地舆如山川封域之类之切要者，由均用单字略说俾幼童易知。此等教法另着《汉字》一卷，这书经由会同议院阅，依书中随字之难易、次第编辑。其伦理等语，宜择取古书中圣贤格言，间有非紧需等字，与批注烦絮者，斟酌刊去。又摘采本国方言俗语之可为劝诫，与夫古书名言并行增钉卷末，撮书中所用等汉字，集字成汇，其字之音义，均用国语字批注。
此时期的汉字教学，除课本内容除需经过审核外，在音义部分强调须用“国语字”加注标音。在进入小学后，除原本的汉字、南音外，又增加学习“大法字”，此外小学考课命题方向，亦可一窥新教规对于“国语字”的重视，其考课题目有三，分别为：
一、是从汉字做出论体，或伦理古书，或南史、北史，或一题或几题；
二、是从国语字听写一题，或行文一题，及国史地舆，或格致论一题；
三、是以汉字译国语字，以国语字译汉字。
此外，如有学习法字者，其考试题目除有暗写法文外，另有“简易法文译出国语”一题。国语字的实际操作，以及在汉字与法文之间的转换，成为此时教育学子的重心。
在新教规的执行之下，原以喃字解音的《三千字解音》《摘字解音歌》，增注国语、法语及汉越音，以成泰十七年吴低旻《千字解音歌》为代表，其书序称“译为国语，字画解为大法音义，增注广东土音，间有俗字、单字及舛谬字”，整体呈现出来的情况如下：
除《千字解音歌》外，维新九年（）《三千字解释国语》（又名《增注国语三千字解音》），其序言称：
《三千字》书之作流传已久，一字一义，叶以音韵，所以便初学之记诵也。前此注以喃文，或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为据。自有国语字注，而书各有字，字各有音，截然不相混乱。善哉！
序言中所批评的“一字而可叶数音，未足为据”，即是指《三千字解音》以字作注解音的部分，故《三千字解释国语》存汉字，及对应喃字的部分外，举凡“音某”者皆取消，改以“国语”标音，并加上“汉越音”。
除《三千字解音》《千字文解音》增注或改注“国语”外，另有维新三年（）阮秉所译的《五千字译国语》，阮秉序称“今当文明日进，学界改良国语字其关切也，幸得此书，乃前人所著，其字意连络，音律贯通，颜之曰《五千字文》”，此书尚不知原撰者，所录五千字以类区分，在开说、天文、地理之后，先以人之伦理、身份、身体为首，扩及生活器具，继而自然万物，计有三十八类，在体例上加上喃字后，亦以六八体成文，如篇首“开说”首句“乘闲暇，乾坤栽培；昔字犹，观撰圆篇。”即与《千字文解音》句式相同。
《五千字译国语》在存留喃字以及汉字标音的基础下，增注汉越音与越语。部分所收非以单字为单位，而以词彙为主，如“栽培”“氤氲”等。故《五千字译国语》类于字书与辞书综合体，使得部分句子在以辞为主的的情况下，难以“3＋4”成句，以“天文”为例，首句“月日往来移更”即少一字，下句“雨暑云，霜雪昼夜”则又回到完整句式，又如“宿晨翳霞霓雾”、“慧孛霹雳机枢”等句，都有相同情况。
以上三书皆是在进入法国殖民前，已完成的《千字文》类汉字“解音”书，在喃字“解音”的基础上，增注拉丁文拼写的国语、汉越音及法语，以符合“汉字教规”中“国语字批注”规定并兼及法语的学习。另一在“汉字教规”下所编辑的蒙书为《幼学汉字新书》，此书维新二年（）由“太子少保署协办大学士杨琳、署巡抚充上审院议员段展、光禄少寺卿领按察使裴伯诚奉编辑，协办大学充北圻统史府副都督杜文心、东洋议学会同阅”。编有“字学”、“韵学”、“句学”三个学习方向，为首的单字联字课即含括“字学”与“韵学”，体例上以四言成句，三句一组，如“天地日月，天上地下，日昼月灰”，首句将性质相近之字组合，下两句则分别解释首句各字特色与词彙，计收23组96句汉字，含括天文，自然、人体、人伦、住屋、音乐、日常生活、对比、颜色、年月等内容，单字联字课下则为句学等课程。此书以教导汉字兼及基础常识，虽未见有增注“国语”，但透过句学课所编排的内容中，实以灌输越南国民意识为重心。
五.
结语
透过以上蒙书的探析，可以归纳出越南《千字文》類蒙书的两个特点：
1.成文形式，有依循《千字文》四言体，如《三千字解音》《幼学汉字新书》为四言体，亦有改采越南诗歌六八体成文，如《摘字解音歌》（含《千字解音歌》《千字文解音》）《五千字译国语》。
2.以书籍内容而言，主要还是依循中国《千字文》，透过千字、三千字等形式，以诗歌方式，综合天文、人伦、自然、生活等字词教导幼童。
此類蒙书在用字辞编排上，承续著《千字文》始于“天地”的架构，虽《三千字》显得杂乱无章，实则反映越南如何以汉字对应其惯用字辞。《摘字解音歌》虽非承继《千字文》体例，但由其内容的“顺理成章”，以越南六八体的形式，建构出一部属于越南，汉喃雙併《千字文》，除见作者对于汉字的熟稔，亦見中国《千字文》在成書概念上对于越南的影响。
越南《千字文》类蒙书透过喃字解汉字，呈现越南针对其语音所发展出的另外一套文字系统，由汉字为主，喃字为辅成书情况来看，以汉字为主流，故《清实录》记“安南表章本用汉文，无须翻译”，足见汉字深植于越南文化中。即便法国殖民越南时在教育*策上推行“国语”，学习“国语”、“法文”成为基础教育的一环，使嗣德以后此類蒙書标注改变，拉丁文拼寫取代喃字，但汉字地位在法国殖民时期仍无法动摇。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年下半年（总第十六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沈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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