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铁路、轮船、航空等大交通行业的从业者，依然坚持在岗位上维持着社会的正常物流运转。我们在想，当所有人都对坐飞机避之不及的时候，什么人还在坚持做跨国空中飞人？答案显而易见，机长们。我们想知道，在全球疫情面前，那些不得不冲破隔离的人，如何生活？
EmersonCaramori是吉祥航空的巴西籍机长，与妻子现居于上海。他有近30年的飞行经验，并在机长的职位上工作了十余年。疫情期间，他仍在执飞吉祥航空的货运与客运跨国航线。在我们的电话采访中，他像个刚进入民航业的孩子，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他希望在行业的至暗时刻，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民航飞行的坚守——无论如何，总有人在天上。
以下是他的自述。
年初，在上海浦东的家里，我和妻子看到了关于疫情的官方新闻。我们没当回事。我们还在计划3月回我的巴西老家去探亲。
刚看到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时，我觉得，可能类似于当年SARS爆发时的情况吧？因为中国响应的速度非常快，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措施，我曾经觉得这个事情大概3到4个月就会结束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疫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机长Emerson在执行航班任务期间。
从年接受飞行训练到现在，我开飞机快有30年了，遇到过各种飞行受阻的情况。你看这些年，不止有新冠病毒，还有寨卡、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国际飞行的一部分就是与这些看不见的病毒相伴。我们这种大交通行业中的人，遇到大多数事情的想法都不是“怕”，因为“怕”也没用，可能全世界绝大多数行业都停转了，我们还是要继续飞行。所以我的心态一直是：好，那现在我们等通知，接下来是飞还是不飞？飞行例行检查中会增加哪些步骤？飞行排班会怎么进行调整？
所以与其说是“怕”，我的感觉更像是“迷茫”或者“困惑”，这种感觉源于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没有航班任务的时候机长也需要不断自我学习。
疫情初期，和大家一样，我和妻子每日在家中，都会在新闻平台或社交媒体上看到各种关于新冠病毒的消息。当大量关于同一件事的信息向你袭来时，你不知道该如何过滤，或者如何建立一个客观的判断。有的人说它就类似于普通流感，有的人又说它非常危险；有的人说它只能靠飞沫传播，有的人说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传播；有的地方开始封城、封国境，有的国家又都什么都没做……全世界都陷入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棘手的。如果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民航部门靠什么来指导航空公司的运行准则呢？而我们其中的每一位飞行员又如何预期自己的生活呢？
我的另一个困惑，也许也是很多人都有的困惑。我们深信自己处于一个进步的时代，总有令人震惊的科技发明登上新闻头条，也总有纪录片或科幻大片展示未来前景。人定胜天，几乎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了。所以新冠疫情来临时，我们都震惊了，21世纪了，一个被叫做某种肺炎的疾病，竟然能在全球造成这么大、这么持久的破坏。这种不确定性其实是更深远的，它不仅仅关乎我的工作，甚至关乎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我原来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需要被重复思考一遍。
上图、下图：执行航班之前，航前绕机检查是每个机长的必修课。
可以说，新冠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颠覆性吧，逼迫很多行业去改写自己的规则。民航，又是一个非常需要各种规则来运行的行业，当整个行业失去了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时，每个人都在无助观望。讽刺吧，观望然后判断，恰恰是飞行员最核心的工作。
年的2月和3月，因为行业在持续观望下一步要怎么走，我没有任何飞行任务。这也是我30年里，第一次这么久没“上天”过。
左图、右图：疫情期间，航空公司将客运飞机临时改为货运包机，为全球运输物资。
后来，最先开始恢复飞行的是中国飞行员，我就知道自己重新回到“天上”的日子也指日可待了。慢慢地，我开始执行一些货运的任务。飞西班牙、飞英国、飞德国，这些航线我都飞了十几年了，但是在疫情中执飞，却又好像重新开一个新机型一样。不是说我对飞机生疏了，而是整套关于健康卫生安全的防控改变了。我记得疫情中的第一飞，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第一次试飞的时候，只不过我担心的不是怎么开飞机，而是我是否做对了所有卫生检查的步骤？我和机组成员之间是不是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那个东西我能不能碰，它们是不是有病毒？虽然公司有指导，但是当我亲身回到机舱中，又要重现观望整个环境，然后判断。
后来，和我一起上飞机的，从货物变成了乘客。多名乘客啊！多名我不知道在登上这架飞机前都去过哪里的陌生人！
左图、右图：为确保安全，客舱必须及时消毒，机组也必须穿戴防护服。
飞机制造商跟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们在飞机上有这种空气过滤器，这个过滤器能够保护你们的生命健康。但是那段时间里，你很难完全相信别人向你保证任何东西能避免新冠侵扰——除非是自我隔离，而我就是那么做的。我带着自己的食物进驾驶舱，这样机组人员就不必进来给我送吃的；我尽可能少去上厕所，这样我就不用走出驾驶舱。我把飞行过程中的人际接触，降到了最低。
不确定性还来自于工作的安排。突发变成了常态。本来正常的行程，可能是我从上海飞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休息两天，再飞回上海，或者去别的目的地。但如果飞机上有任何新冠确诊的乘客，我们就要在目的地城市隔离14天。这种情况我就遇到了2次，一次是飞日本后，1位乘客的检测结果成阳性。另一次是2位新加坡的乘客下机后检测呈阳性。
上图、下图：Emerson早年用塞斯纳单引擎飞机学习飞行。
说难，作为机长，已经习惯了机组生活节奏的难，疫情之下，最难的是调整心理状态，调整自己面对这份工作的心情。
我是一个非常热爱飞行的人。我长大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小意大利”的街区，这个地方距离机场很近，常常就是在阳台上看着飞机起落。我们当地还有据称是世界上历史第三悠久的飞行俱乐部。巴西又是一个国内民航业起步比较早的国家，很多住在亚马逊雨林地区的人去里约这样的大城市，坐飞机是最方便的。对于我来说，飞机是让人相聚的工具。
后来，无论是第一次以机长的身份驾驶麦道MD-11型客机，还是驾驶被人称为梦想客机的波音，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快乐，都是与人相遇。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看到一种不同的文化，但又能在其中找到一些相似性。比如我在吉祥航空，就最喜欢飞这条航线，因为之前我经常飞去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的货机，赫尔辛基和安克雷奇都是高纬度上的城市，赫尔辛基的天气、植被、风景等有很多和安克雷奇很像的地方，那种似曾相识却又不全然相同的感觉很奇妙。
Emerson早年飞行的记录。
工作能把你带向远方，是福利，也是一种必要的调节。如果只是不断地做空中飞人，心理上很容易感到疲劳和抗拒。而到了陌生的城市中走走逛逛，其实能够刺激自己疲乏的身心，正是与人相遇，即使是陌生人，也让这份工作变得没那么孤独。
我相信，媒体工作者也很能理解这种感受——即使各种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或者怎样尝试把现实带到你眼前的技术日新月异，但至今没有一种技术能比得上亲身感受现实。
疫情来临后，这份工作的心理压力激增了。每一次飞到目的地后，就是住在指定的酒店里，隔离几天后，又飞往下一个目的地。我变成了一个“管道通勤者”，和我去到的任何地方都没关系。我无法再与人相遇了，甚至因为安全的原因，我避免与人相遇。
航空是关于“距离”的行业，我总在审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小时候，机场周围的戒备没有那么森严，人与机场基地的距离没那么远。在“”发生前，机场安检程序也没有很繁琐。在疾控技术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机场也没有测温仪……我总觉得人和整个飞行行业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曾经很享受这种“远”。“我飞行是因为我的思维能远离琐碎之事的倾轧。“（Iflybecauseitreleasesmymindfromthetyrannyofpettythings）这句话是《小王子》的作者，飞行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说的，我把它设置成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