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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4/7 19:50:00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家训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承载了很多功能。传统家训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今天对家训文化继承和创新,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不仅是家庭的需要,对于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更是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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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家训”的传承发展

古人常言家、国、天下,国—家联称而合为“国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道德的乳母。具体到中国古代,家庭对传统文明和社会的维系,发挥了长期而特殊的作用。应该说,正是家国一体的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家庭对中国文化、政法、经济、教育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家”在中国历史上承载有太多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人现实化的终极关怀。对家庭、家族的重视,催生了家庭教育的发达,造成了中国家训的繁荣。今天,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家训文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古为今用。

“家训”一词,首见于《后汉书·边让传》,本意指家庭教育。这个词出现虽然晚,但家庭教育的由来却非常久远,伴随着家庭的起源就发生了。按照《尚书》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早在黄帝、尧、舜、禹时期,就有家庭训导。今天我们说的家训,通常指长辈对同辈或晚辈的家庭教育,狭义用法指的是有文字记述的、用于家教的“教本”。家训的体裁极为多样,例如:专著、文章、诰、诏、敕令、书信、遗言、格言、警句、歌诀、铭文等。中国家训之发达,在世界文化中实属罕见,其源流起自西周,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周文王注意对太子姬发和子孙的训导,《尚书·酒诰》、《逸周书》的《文儆解》、《文传解》有多条记载。武王为警示成王姬诵,在其席、盆、几案、镜子、门柱、窗户等各种显眼的物品上刻写诸多铭文,内容包括:提醒成王记住殷鉴,谦虚谨慎,敬天保民等。西周家训以周公最为突出,体现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等,以及《史记·鲁周公世家》、《礼记·文王世子》中。从中可以看出,周公反复劝诫成王等王公子弟增进私德和政治道德以及治国之道,以史为镜、节制淫乐、勤政无逸、知稼穑艰难、知人任贤、明德慎刑、宽惠百姓、咸和万民等,这些是最早的帝王家训。东周时期,孔子有劝其子孔鲤习《诗》、学礼的家训,对中国“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左传》、《国语》和诸子书中亦不时有零星文字。

家训成型在汉代。刘邦临终留下《手敕太子书》,追悔自己长于乱世、不喜欢读书的遗憾,告诫刘盈:勤学书法,与诸弟敬重老臣。刘向撰《列女传》,书中记述了许多贤娘慈母相夫教子的美谈。东汉班昭为训示女儿恭守礼教,著《女诫》,被尊为“女圣人”。这是第一部针对女性的家训,虽然其中关于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并不合理,但是教育女性修持美德、勤俭持家、和睦家族等是无可厚非的。三国时刘备有《遗诏敕刘禅》,告诫太子只有贤德才能服人,命其多读《汉书》、《礼记》、诸子、《六韬》、《商君书》等。名臣诸葛亮在《诫子书》、《诫外甥书》中要求子侄外甥志存高远、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流传甚广。

南朝梁徐勉在《诫子崧书》中说:“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劝导长子保守清白家风,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南北朝时颜子推的《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专著。该书7卷20篇,4万多字,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言辞、杂艺、终制,经纬万端,包罗甚广。自此以后家训代有人作。

唐、宋家训递有发展。唐代士大夫、文人学士常有诗文劝导子女。唐太宗的《帝范》集历代帝王家训之大成,为太子确立12条准则,包括维持君王大体、封建亲戚、求贤任能、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远邪去谗、节欲诫盈、啬智崇俭、明赏慎罚、务农为本、威而不武、兴礼崇文等。唐末名臣柳玭有《诫子读书》,对立身、事业和家族得失兴废均有较详细的分析和劝导。

宋代文艺复兴,家训兴盛。司马光撰有《家范》、《居家杂议》、《训俭示康》三篇家训。其中《家范》引经据典,取精用弘,以德、礼为中心,包罗广泛。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和《续订规矩》很有特色,对封建家族的财产管理、分配和使用做了多条规定。南宋最著名的家训是袁采的《训俗》三卷(其好友刘镇将其改名为《袁氏世范》),号称“《颜氏家训》之亚”,包括睦亲、处己、治家三门。陆游的《放翁家训》重视处世之道、爱国保族,歌颂耕读传家。

明清家训臻于鼎盛,产生近百部。明朝大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范围包括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等。明代思想家袁黄为训示儿子写了《训子言》(即著名的《了凡四训》),包括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谦德之效四部分。另一位明代思想家高攀龙的《家训》,提倡爱人敬人、宽待他人、改过迁善等。

康熙撰有《庭训格言》、《庭训》、《圣谕十六条》,强调家教从早抓起,认为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痴呆柔弱,提倡行善、志学、慎独、主敬、居安思危、以孝为先、学习科学知识等。明清官僚、士大夫也热衷于撰写家训,如薛瑄的《示儿》诗,吴麟征的《家诫要言》,方孝孺的《家人箴》、《幼仪杂箴》、《四箴》,吕坤的《孝睦房训辞》、《近溪隐君家训》,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傅山以传授治学方法为主的《家训》,万斯同的《谕侄》等。晚清时期,中国遭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出现大批有识之士,多留有宝贵的家训,例如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

据《中国丛书综录》,从南北朝到清代产生的家训有种。这个统计并不全面。其中,最典型、影响显著的家训不外乎:作为家训滥觞的周公家训,作为家训标志的《颜氏家训》,作为官僚士大夫家教典范的《袁氏世范》、《曾国藩家训》,作为帝王家训的《帝范》,作为女子家训的《内训》,作为民间最流行的有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家训取材极广,或剪辑经典,或采撷百家,或体会亲身经历,或总结学术成果,有继承,有发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精华,通过家训,熔铸成了至理名言。它们一般文朴义丰,情理交融,切实易行,为立身、处世、治家所必备。

02

家训中蕴含的中华人文精神

家训对人的独立意志或曰志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人的重视,核心是重视人的尊严。要求子孙立志,因为这对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生存能力是必要的。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三国时期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说,“人无志,非人也”,要求儿子嵇绍拒斥内外诱惑,秉持独立志向。清代学者汪辉祖要求后代“于身名大节所关,须立定脚跟,独行我志,虽蒙讥被谤,均可不顾。必不可舍己殉人,迁就从事”。曾国藩认为立志就是“金丹”。

“家训”重视人的情感,不但强调物理、事理,也强调情理。这是早期儒学人文精神的固有特点。家训对不近人情的东西多有澄清。颜之推谈丧礼时说“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礼根据人情而设立,恩情也可以根据事理而断绝,即使父母因为吃饭噎死,也不该因此而绝食。这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礼教严苛的时代并不容易。儒学有尊重生命的倾向,讲“生生之谓易”,致中和、化育万物。颜之推说:“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即养生要以保全生命为前提。他又说:“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珍惜生命并不是不讲原则,而是要注意到人的尊严是有贵于肉体生命的。

家训主张出于人本身而尊重人。虽然总体上属于家礼、家法范畴,但几乎全部家训都强调“敬”。“敬”是礼仪文明的灵魂,指的是:自卑而尊人、恭己而敬人。袁采教导他的儿子说:“礼不可因人分轻重”,“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迈,曾不少顾。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无知的人不能平等地以礼待人,对富者、贵者极其尊敬,对待贫者、贱者则傲慢无礼,却不知道他人的富贵贫贱,与个人的荣辱并无关系。这是对礼教微言大义的正本清源。旧时明智的帝王贵胄也能注意到这一点。如唐太宗,礼贤下士,他的《帝范》对“敬”特有讲究,认为以国骄人必然招致辱身败亡。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教育兄弟子侄“敬人”。

家训发扬人的道德理性能力。家训继承中华人文精神信赖人的道德理性能力的传统,注意给人以道德上的启蒙。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蕃》中,继承孟子的人禽分别论,说“人字两撇捺,原于禽字异”,教育晚辈不要丢失人的道德理性。袁采说“人贵于反思”。“反思”实际上是孔子“为仁之方”、忠恕之道、孟子“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新说法。早期儒学认为,人人能发展成道德的人,直至成为圣贤。家训大多教育子女在平凡的生活中学做圣贤,为仁由己,自强不息。

家训的直接目的是育人治家,教导后人认识幸福与努力的关系。早期儒学开启了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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