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此话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史元年间共多年的历史。而他的作者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圣”。今天我们一起探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其东北有龙门山，滔滔黄河穿越其间，两岸绝壁相对如门，传为上古大禹所凿，唯神龙可越，故称龙门。暮春时节，万千红鳞银腹鲤鱼戏嬉跳跃于龙门之下，民间有“鲤鱼跳龙门”之说，源出于此。在《史记·太史公现自序》中，司马迁自称“迁出龙门”，也可见他对桑梓之地的自重与缱绻。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武帝初年即任太史令，掌天文、历法，撰录史实，秩比六百石。尽管太史令官卑位微，被帝王和流俗视为类同倡优，司马谈却十分珍视守这一职位，曾自豪地向司马迁历述自上古以来司马氏一族中有多位先祖出任过史官，谆谆方教海他要以“世典周史”为荣。为了能够“子承父业”，司马谈对儿子自幼就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因而司马迁十岁前后就已对《左传》、《国语》、《世本》等典籍无所不通。元朔二年(公元前年)，武帝徙郡国豪杰等至长安茂陵，司马迁也随同家人来到茂陵，属籍显武里。
第二年，刚满二十岁的司马迁便开始只身赴大江南北广泛游历：涉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游沅湘以寻屈子之旧迹，讲业齐鲁而观孔子之遗风。其间，在邹、峄参加了乡射之礼，在鄱、薛遭遇了诸多艰险。然后沿着彭城及沛、丰、砀等楚汉争战风云之地，又经梁、历楚而还长安。在长安期间，先后受业于两位鸿儒门下：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约在武帝元狩、元鼎年间任为郎中，曾奉命出使巴、蜀，安抚邛、笮，至元封元年(公元前年)西南诸夷大体平定后，便回京复命。就在这一年四月，父亲司马谈在随从武帝封禅泰山途中病故。临终前执着司马迁的手哀泣嘱咐，务必继承父志完成后来称之为《史记》的论著。老人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又说：“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记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
司马迁流着眼泪俯首受命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父职，由郎中迁任为太史令，开始遍读金匮石室藏书，着手撰作记。已近中年的司马迁，从这时起进入了一个恣肆汪洋的激情创造期。他神接古今，思通天地，倾其全力，欲从纷纭繁复的历史现象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很可能，当朝堂上正在争先恐后地声讨李陵的叛国之罪，武帝向他垂问“卿以为如何”时，这位历史学家的心神，还正在与远如唐尧虞舜、近若项羽刘邦诸多历史人物促膝叙谈呢！司马迁是在猝然被武帝问及的情况下，说了上文所引那番话的。也许是他没有想到说话之所是在忌讳多多的朝堂，更大的可能是想到了，却依着自己秉性仍然不想回避。结果是他的这番话不仅触犯了武帝，也违反了官场那些趋利避害的潜规则，得罪了所有在场大臣。
他的话要点有二。一是在他看来，最让人痛心的，还不是李陵的兵败降敌，而是就发生在眼前的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景象。显然，大臣们根据李陵的“素所畜积”也曾认为他“有国土之风，但“今举事一不李，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一糵其短，诚可痛也”！就是说如今李陵不幸出了事，你们这些只顾以迎合上意来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们，便一个个站出来要与他划清界线，不仅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还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地构陷其罪，这实在太让人痛心啦！大臣们听到这样的话，自然都把愤怒转向了他。二是关于李陵降敌的事。司马迁依据当时从前线传来的奏报，以为李陵是在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将土“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降敌的，因而很可能“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此前投降匈奴而又逃亡归汉的已有多例，上文提到的赵破奴便是其中之一。司马迁之所以这样说，也无非是建议武帝在处理上稍示宽缓，以促使李陵成为赵破奴第二。但武帝却有自己独特的逻辑。
在武帝看来，作为臣属的李陵，不能战胜就必须战死，以示对他这个“圣上”的绝对忠诚；不死而降，那就是对皇帝尊严的严重亵渎。依据这个逻辑，司马迁就犯了两条大罪：一是“为陵游说”，二是“欲沮贰师”(据《汉书·李陵传》)。说司马迁是在为素不相善而又志趣相异的李陵游说，已是牵强附会；说他是在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更近乎荒唐，纯属武帝自己神经过敏。再退一万步说，司马迁的话即使有错，也是在应答你皇帝征询的情况下说的，又何至于犯了什么大罪呢！但武帝全然不顾这些寻常道理。作为至高至上的皇帝，他可以听由自己一时的喜怒哀乐对任何一个臣民随意作出生杀予夺的处置。于是司马迁被交付廷尉论处，结果以“诬上”罪处以腐刑。腐刑也即宫刑，执行时，对男性，割除其生殖器；对女性，则闭塞其生殖器。汉代文帝除肉刑当包括腐刑在内，但至景帝可能又恢复，如《汉书·景帝纪》中元四年(公元前年)记载：“赦徙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武帝时见于记载被处腐刑的除司马迁外，还有李广利之弟、后任为协律都尉的李延年等四五例。
司马迁是在家贫无以自赎，大臣和亲友又莫能相救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腐刑的。古代士大夫都把腐刑看作比死还要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更何况是出身史官世家、拥有高贵精神素养的司马迁！他在受刑后称之为“蚕室”的特别监狱里，和着血泪写出了那篇古不朽的名文《报任安书》。任安是司马迁好友。原为卫青门下舍人，曾任郎中、益州刺史后改任监北军使者。任安写信劝司马迁“慎于接物”，暗指他不该直言极谏，而应以“推进土为务”。司马迁借复信这个机会，洋洋数千言，对自己受刑前后的内心及作为家传史官的使命，作了刻肌镂骨的表露和淋漓酣畅宣告，令千载以后的我们读来灵魂依然受到极大的震撼。文中对腐刑这种超出他忍受极限的奇耻大辱作了这样的描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义理、颜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剃毛发、婴金铁(戴锁链)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通“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腐刑的屈辱已是人世之极。他之所以仍然“隐忍苟活”于“粪土之中”而没有死，那的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死非是“死节”，“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螳(“蚁”之本字)何异”？现此时他心中还有一恨在燃烧：“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终是先父的临终嘱咐，同时也是有待撰写的自上古至当世的历史在提醒他：在最后完成这一伟大使命以前，你没有权利死！
身已受刑，宏大的史诗工程却依旧在继续。蚕室是幽暗的，但当想起有类似境遇的一系列古圣先贤时，眼前却是一片光明——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通“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怀着与古圣先贤同样的信念，司马迁强忍于缧绁之间，苟活于幽室之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毅力，最后完成了《史记》这部流传千古的杰作。而一旦此重如泰山之心愿已了，剩下自己残缺的生命已变得轻如鸿毛，微不足道。他以轻快的心情向他的友人任安、同时也是向世人宣告：“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据《汉书》记载，司马迁受刑后，武帝任以为中书令，负责收纳尚书奏事，草拟和传达皇帝诏令，无论地位、品秩都要比他原任太史令高得多，因而被班固称之为“尊宠任职”。但因此职例由度官担任，常为士大夫所轻。司马迁既没有因为仍受武帝信用而感激涕零也不再无谓地上书言事，他只是将全部心血倾之于自己的传世之作。对历代史事，他都坚守“实录”的原则，既不虚美，也不隐恶，即使对当代史，即使是对已被奉为神明的高祖皇帝刘邦，即使是面对动辄杀人的武帝刘彻，他也坚持秉笔直书，《史记》也因此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谤书，武帝、昭帝之世均遭禁，无法流布于世。直到司马迁已去世约二三十年的宣帝之世，因杨恽的冒死进奏，《史记》才得以开禁。
读《汉书》本传，杨恽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才俊之士。初为郎，以功升中郎将；后为诸吏光禄勋，封平通侯。进奏《史记》的事，很可能就在这个时间段里。杨恽为人自负，轻财好义，嫉恶如仇而多招人怨。后被人诬告贬为庶人，身率妻儿，戮力农桑，作诗饮酒，以资财田宅自娱。这时有个好友孙会宗写信劝他，认为大臣废退，应“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如此欢心。于是杨恽作《报孙会宗书》，辞气汪洋，豪情凛然，论者以为颇得太史公《报任安书》之风。不仅文风相同，两人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与司马迁因《报任安书》再次获罪一样，杨恽此书也被作为“骄奢不悔过”的罪证被人再次告发，甚至连当时恰好发生日蚀的事也栽在他头上，结果竟被处以腰斩的极刑！杨恽与司马迁如此多重巧合，却也并不奇怪，原来杨恽的母亲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杨恽父亲为杨敞，昭帝时曾任丞相)。正是由于这层特殊关系，他自幼便能读到母亲珍藏的《史记》，并深深为外祖父的文采和人格所激动。中国历史会永远记下杨恽这个名字；我们后人将永远感激司马迁的这位外孙。因为正是他的冒死进奏，经宣帝准许，《史记》才得以公开问世。当然，开禁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从记载看，宣帝后的一段相当长时间还受到严格控制。如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疏请求借阅《史记》，掌政的大将军王风找借口说是此书有战国“纵橫权谲”、汉初“谋臣奇策”，不适宜于诸侯王阅读，硬是不准出借。
《史记》全书的是一种作为历史学家应有的良心和灵魂的伟大的批判精神。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是对当代史的记述，司马迁也没有因担心获罪而收起批判的锋芒。仅举一例。《史记》中的《匈奴传》从所记史实看，当完稿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即武帝在他一生中发起的最后一次北伐战争之后。此时司马迁已进入晚年，离横遭腐刑也已有八九个春秋。望着案前堆叠如山的简牍，胸中犹勃勃然欲罢不能。于是再次提笔在文末加了一段赞语，对武帝历时四十余年的北征匈奴之战作了一个总评。赞语从孔子作《春秋》远世彰显、当世隐晦的所谓“三世”说起笔，对此说所造成的流弊，即对当今之世总是想方设法讳其过而言过其实地扬其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对匈奴之战总体上还是成功的，但“建功不深”而之所以“建功不深”，恰恰就在于“世俗之言匈奴者”，唯求阿顺邀宠、热衷于歌功颂德，又一味夸大我强敌弱的形势，致使人主在决策时含有了相当多的盲目冒险成分。文末，直接提醒武帝应该重视选贤任能，改变独断专行的做法：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中国古代的史官，也包括现代和当代的史官，能够对当代史也具有如此可贵的批判精神的，除了司马迁，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让我们后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位曾为无数前圣先贤写下传记的杰出的史学家，他自己的最后归宿，包括去世的年月，却因后来的史官没有明确记载而成了永远的悬案。卫宏《汉旧仪注》提到一句：“有怨言，下狱死。”卫宏是东汉人，离司马迁不甚远，想来该是可信的。而所谓“怨言”，很可能就是那篇直抒胸臆的《报任安书》。所有这一切，都是帝王集权专制制度酿成的悲剧。但已成为中华民族宝典的《史记》，却正由于作者司马迁在如此众多磨难中铸就的伟大人格，而愈益显出她的永恒的光芒。当代历史学家郭沫若有《题司马迁墓》一诗赞道：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识空前古，文章百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