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领域提到“忠”，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效忠、尽忠于君王，抑或爱国之意。在春秋时期，“忠”的确有这样的意思，不过却只是其广大内涵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先来确认一下“忠”在春秋时人心中的地位。以往学者或主张“忠”在此时仍未受到重视、抑或不属重要德目。但是，披览《左传》、《国语》等史料，即可断定——“忠”在春秋时期，实是关键性的道德概念，亦是人之所以为人所需具备之道德。
《国语》云：“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此言出自楚昭王问观射父“祀牲”时。从天、地、民三者并列观之，“民”并非指统治者辖下的子民，而是指“人”。因此，“民事忠信”即人最应致力者在忠信。
《国语》并未交代楚昭王发问的时间，但事实上，“忠”被认为具有如此重要之地位，却并非是春秋末期的事，如《左传》所载：
宫之奇云：“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
此事发生在僖公五年，上距春秋之初不到七十年，一样是从关键性的角度，论忠信的重要。
不仅如此，在《国语·周语上》的第一则，祭公谋父谏止周穆王征犬戎，也反映“忠”被周人视为一项重要之传统美德，且早就显现于其先王不窋身上。
不窋为弃之子，他原本继承弃所执掌的后稷之官，无奈夏朝衰微之际，忽视农业，他只好带着族人迁居戎狄一带过活。
不窋虽然远离了当时的文化核心，不过他却没有荒废本职，而是承顺前人之德、绍续先人事业、遵循昔人法教，早晚都不懈怠，并秉持敦厚、笃实、忠信的态度，且让子孙们也能如此，累世积德，不辱先人。
祭公追述“遥远”的不窋之事，极难断言全部属实，且亦可能掺杂周人对于先王创业筚路蓝缕的美化，有所失真，故未能尽信。
不窋雕像然而，如果《国语》记祭公与穆王对话的这幕场景，没有太大错误的话，且又考量到春秋时期对“忠”已极其重视，则似乎更有理由相信：在西周时期，“忠”已经是一个受到标榜的德行了。
那么，“忠”的内涵究竟为何？它又被运用在哪些方面？
“忠”即“中”，为发自内心之意
由《左传》观之，“忠”最原初的意义，当指人的内心，以及本着此一内心而有之思考与行为。这通过晋国叔向对“忠”之定义，最可说明。
叔向曰:“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
周灵王二十六年，在宋国向戌的大力奔走下，晋、楚愿意止战，故于宋缔结“弭兵之盟”。然而，盟誓前，楚国令尹子木有意凭借和谈的氛围，偷袭晋军。此事被晋国正卿赵文子得知，故急忙向叔向询问对策。
叔向认为赵文子毋须担忧，因为忠、信二德是不可侵犯的。“忠”乃出自于内心，“信”则是行为能够如实践履，均属为人处事之根本大德，而不可动摇。
眼下晋国是发自内心地为诸侯们的安定而谋划，且依照约定前来参与盟誓；而楚人也曾公开宣称此行乃为弭兵，倘若他们袭晋，就是背弃信用、断绝了自我之忠的行为。
从叔向之语，可以明白几件事：
——“忠”是“内心实情的流露”，或者说“如实反映内心”。因此，假如有人对于某事心中分明作如是想，在外却有相左之言行，便不算“忠”。楚国令尹子木即坐此弊。
——从“忠自中，而信自身”以及“忠谋诸侯，而以信覆之”，可知“忠”的地位较之“信”更为根本。因为“忠”是内心、内在思维的层次，而“信“则是将此内在发诸践履，强调行动。
——人如果长期处于表里不一的情况，最终将无法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楚国令尹企图诈许盟誓以袭晋，无非是为了使楚享有霸主之名或利，然其欺诸侯，此人人之所得见，众人亦将由此唾弃楚国。
《东周列国·春秋篇》郑庄公剧照又如，周平王崩殂前，有意将政务委之虢公，此事引来郑庄公怨怼，然平王却假称“无之”，双方于是上演“交质”的戏码。
平王去世后，周人或本着平王初衷，抑或遗命，准备立虢公为王卿。郑庄公怒不可遏，遂遣祭仲率军取温县的麦、成周的禾，以向周桓王传达内心怨怼。
而由针对此事的君子评论可知，“交质事件”欠缺“忠”的心意，是毫无意义的；而“忠”又是“信”的基础，因此周平王为了安抚郑庄公，言不由衷地给予承诺，自然要受到“失信”的指责。
在玲珑看来，“信”由“忠”来，“忠”是更基本的。然而，“信”在单独使用时，则未必不能具有“忠”的意义，这就好像一个人能够信于己身，也未尝不可称其为“忠”。
“忠”在各方面之运用
“忠”既然发自于内心，则人在面对自我，以及处事应物中，自当秉持不失。而史料中亦有许多事例陈述该理。
首先，春秋时人对鬼神必须尽忠。其意即：面对鬼神时，应具备发自内心之真诚。《左传》载齐景公久病不愈，宠臣梁丘据进言“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于是建议景公追究祝官、史官的责任。
晏婴得知后，劝谏景公。他在劝谏前，先引了第一次弭兵之盟时的一段插曲。
当时楚令尹子木听闻晋国范武子贤能，于是向赵武询问：范武子德行如何？赵武答：范武子在晋国尽心无私，他的祝史可以向神明坦白陈述心中实情，无所愧对；掌理家事也都能公正，使家族内部不生嫌猜；因家、国治理得宜，诸事圆满，故祝史对于神灵亦毫无祈求。
晏婴进而说明君王若是有德，祝史祭祀时便可“荐信”，进陈内心之实，并作为讲究诚信之君主，与神灵间的使者，以“忠信”陈辞于鬼神。
但如果碰上无道之君，祝史欲诚实直言，恐陷于揭发君主之过的窘境。在不得已下，只好文过饰非，欺蒙鬼神。如此鬼神当然不愿接受祭献，反倒要降祸。
《东周列国·春秋篇》赵武剧照在玲珑眼中，晏婴之意，无非是希望齐景自课，勿责于人。而由其追述赵武之语，则清楚可知春秋时人有“对鬼神尽忠”的理念。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楚语上》中的“观射父论巫”中，可为佐证。
“忠”在春秋时期被运用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君对人民之尽心。其例在《左传》中的桓公六年，此年楚侵随，斗伯比建议楚武王刻意于随师前示弱，以促其骄纵。随国少师不察，误认机不可失，禀报随侯，欲追击楚军。
随国季梁谏止，言辞中提到“忠于民而信于神”的原则。事实上，此处之“忠信”，以“忠”一字概括亦无不可。
正所谓“上思利民，忠也”，这表示君主必须发自内心地为子民谋福利，而君主尽忠的对象，是上有神鬼，下有子民，其地位绝非是高高在上的。
此外，君主对于人民尽忠之方式，在《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则较为细腻的探讨。
曹刿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鲁齐“长勺之战”前夕，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
曹刿问鲁庄公凭恃什么与齐一战？鲁庄公先是提到自己分人衣食，但曹刿认为那只是小惠，因为能幸运获赐者着实太少；接着鲁庄公又以祭祀时必依循礼仪规定，未敢任意增加，乃是有信，曹刿则以此仅是对神明之信，而非对众人之信；最后鲁庄公说自己审理案件，纵使无法详察明辨，但一定尽己之情断之。
此时曹刿才肯定鲁庄公，认为以情理狱是“忠”的表现之一，而能与齐战。此足证断狱实为古代贵族分内之要务，也是展现“忠于民”之一大方式。
《左传》所载此则，我们若一并参照《国语》所记，便可确认“必以情”，为何是“忠之属”了。
曹刿曰：“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国语》这段话真令人恍然大悟，原来以真诚之情断狱正是“中心图民”的表现，所以才被称为“忠”。
此一“以情断狱说”，对照玲珑前述范武子之“竭情无私”、令国与家大治的例子，二者对于“忠”之观点，可说完全相侔。
《东周列国·春秋篇》曹刿与鲁庄公剧照君主尽忠于民之义既已论讫，玲珑接着再分析“忠”之运用的第三及第四个方面，即人臣尽忠于君、国，以及人民对上级之尽忠。由于这两种内涵后世恒见，故稍拈一、二例子分析说明。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这出自晋国狐突，其反映了贵族教育里对“忠“之重视由来已久；再看《左传》成公十六年，范文子评价季文子——“妾不衣帛，马不食粟”。
表面上看来是季文子节俭，与“忠”无关，但就更深一层来说，其节俭正显示家产不丰；家产不丰则可推知其身居执政，却不谋求私人利益；且其相多任君主，犹无“私积”，实属尽心为国，贯彻始终。
至于人民对上尽忠，则如《晋语一》中史苏所言，古代明君起兵征伐都是为了百姓，故能得爱戴，令百姓愿意尽忠效死。
总结来说，春秋时期任何人都是强调“忠”的。只要明白“忠”的本义，那么对于这些运用方式也就不会感到意外。
除了从身份之不同，观察“忠”的运用之外，玲珑还想补充说明，“忠”既然可以用来对人，自然也可以用在对事，而春秋时期“忠”被运用的第五个方面，即在谋事。
如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伐楚。陈国大夫辕涛涂担忧联军回程，若取道陈、郑一带，两国必将为了供应联军物资，消耗国力而吃不消，故欲建议齐桓公取道东方。他先将想法告诉郑大夫申侯，申侯称善；他遂向齐桓公建议，齐桓公应允。
岂料，申侯竟随即向齐桓公献策联军取道陈、郑，还说此二国可以供应物资。齐桓公认为申侯有理，便将攻下的郑邑虎牢赐予他，且擒捕了辕涛涂。到了秋天，齐国伐陈，声讨其“不忠”。
大致而言，《春秋》虽提到诸侯联军中包含陈国，然而齐桓公与辕涛涂并非君臣关系，辕无须效死；且即使辕涛涂被执，齐桓公仍然坚持声讨陈国“不忠”。可见，其所谓的“忠”，实指辕涛涂本应为联军出谋划策，却有私下考量而不尽心。
由此，不禁让人想起曾子的话——“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为人谋，即是替人谋划事情；而此人之身份，亦不限于尊长；则曾子之说，其来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