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作为《晋公子读史记》系列图书的第一部，《晋国春秋》到底讲了什么？您能不能为我们的读者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呢？
晋公子：这本书的书名叫“晋国春秋”，顾名思义是对春秋时期晋国历史的全景式展现。
只不过在这样的展现中也有侧重，侧重于对晋国霸权的建立、持续以致崩溃的历史轨迹的梳理，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的目光将会聚焦到始于晋献公，迄于晋景公的这段历史当中，而决定这段历史走向的两个关键人物——晋文公重耳和执政卿赵盾又将是我们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
Q2：《晋国春秋》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精彩纷呈的历史，让我们意识到简略空洞的历史叙事背后，还隐藏着大量如此引人入胜的细节。那么，作为非专业读者，我们应当怎样去阅读，去思考，去体会历史记载枯淡字面之下涌动的暗流？
晋公子：要成为一个会读书的历史爱好者，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即从古代典籍的原始记载中去提取细节，发现问题。比如我们想要全面地了解春秋时期的晋国历史，就要学习怎样去阅读《左传》、《国语》和《史记》的相关记载。
举一个例子来说：“重耳之亡”是《左传》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传》的记载，公元前年，公子重耳和他的随行大臣流亡到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接待，宾主双方遂在宴席上发生了一次“退避三舍”的著名对话。这场宴会的具体情景，《左传》是这样记载的：
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
——《僖公二十三年（BC）》
认真揣摩上述记载，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疑点难以解释。
首先，重耳及其大臣已经在外流亡了十几年，辗转于齐、卫、曹、宋、郑等诸侯之间。重耳一行人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屡屡碰壁，颠沛流离，赴楚之前，丝毫看不出一点发皇的迹象。楚成王说“公子若反晋国”云云，试问重耳返国执政的希望从何而来？
其次，在此前流亡齐国和宋国的时候，齐桓公与宋襄公都有厚赐于重耳——宋襄公赠送重耳马车十二乘，而齐桓公则在此基础上还有加码，把齐国的宗室之女嫁与重耳为妻。可即便如此，齐、宋国君也没有问过重耳“何以报我”。
如今来到楚国，楚成王不过为重耳举办了一场接风宴会而已，仅此一饭之恩就能要挟别人“何以报我”，执掌国柄几十年的楚成王有这么天真吗？
《左传》的两个不可解的疑惑，只要我们看看《国语》的这段记载，自然冰释。《国语》说：
遂如楚，楚成王以君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
——《国语·晋语四》
和《左传》不同，《国语》明确提到，楚成王是以接待他国元首的高规格礼仪来接待公子重耳的。
这其实是在暗示重耳，楚国有意支持他上位晋国的下届领导人——之所以用暗示而非明示，一方面是楚成王与重耳的谈判尚未开始，他无法确定重耳能否成为楚国理想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晋国当时的执政者晋惠公、晋怀公父子与重耳一系势力矛盾甚深，而惠、怀二公又都是秦国扶植的傀儡，假如楚成王冒冒失失地宣言支持重耳推翻惠、怀系的统治，极有可能在与重耳合作的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先行开罪于秦、晋两大国，而这绝不符合楚国的国家利益。
有鉴于此，成王才以宴请元首的礼遇来向重耳传递楚国的暗示，万一对方不能领会或者干脆拒绝，楚国也适度地展现了礼贤下士的大国风度，避免了与秦、晋之间可能的外交冲突——在楚成王看来，楚国的鼎力支持就是重耳返国执政最充分的理由，而楚国既然花了这么大的本钱，送了这么大的人情，问一句“何以报不谷”，不算过分吧？
《国语》的一句“以君礼享之”向我们道明了楚成王的如意算盘，但这段记载仍有缺失，缺失在于它没有明确：对楚成王递过来的橄榄枝，重耳究竟是何态度？
我相信看过了前面的分析，朋友们一定急切地想知道重耳到底接不接受楚成王的“恩惠”。对此，太史公在《史记》中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适（音敌）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余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
——《晋世家》
太史公说，面对楚成王的殷勤，重耳一开始不敢领受。关于这一点，虽然别无旁证，但推想起来，它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此前在曹国和郑国，重耳先后遭到了两个小国诸侯的轻慢和羞辱，如今转道霸楚，傲视群雄的楚成王居然对他如此殷勤备至，恐怕是令重耳有些难以置信的。
陪同重耳赴宴的谋士赵衰力劝重耳不要推辞楚成王的一番美意——对呀，如果重耳不接受楚国送上的国君之礼，则他向楚国方面传递出的消极信息将是他无意返国争夺政权，那楚成王也就不必再费事多问“何以报不谷”了。
可赵衰的劝说，太史公认为并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一番谦让过后，重耳最终还是以“客礼”见成王。
何为“客礼”？《史记·乐毅列传》曰：“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作为魏王的使者，受到了燕王的“客礼”款待。显然，“客礼”是接待寻常来宾的礼仪，与接待他国元首的隆遇不可同日而语。
太史公说重耳最终以“客礼”见成王，对此我深表怀疑。或许，太史公只是为了塑造重耳谦逊、低调的正面形象，但他却疏忽了：假如重耳不受“君礼”，楚成王又凭什么问重耳“何以报不谷”呢？
Q3：我们在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时，从文字记载中一眼看去，往往觉得这些事件难以理解，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行动似乎不是常人所为。
是因为他们的思维逻辑真的异于凡人，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吗？如果不是，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晋公子：我最佩服的乾嘉学者戴震曾经说过：
日用饮食之地，一动一言，好学者皆有以合于当然之则。循是而尚论古人，如身居其世，覩其事，然后圣人之情见乎词者，可以吾之精心遇之。
——《春秋究遗序》
历史中的伟人也只是人，他们办事也要遵循与我们相同或相似的道理。碰到那些在我们眼中不可思议的古人古事，我们首先应该仔细审视自己是否误解了典籍的记载。
我举个例子，比如下面这段记载：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郄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上述文字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年的箕之战，交战双方是晋国和白狄。此战之前，晋国首辅大臣先轸刚刚与国君晋襄公发生了公开冲突。
冲突的起因是晋襄公在崤之战后没有征求先轸的意见便就下令释放了先轸从战场上俘虏回来的三员秦国将领。先轸为此勃然大怒，当着晋襄公的面一口啐在了地上，以示不满。
上述记载中，先轸说“匹夫逞志于君”就是指他当着晋襄公啐那一口的犯上之举。
问题是，“而无讨，敢不自讨”该怎么理解呢？
不少人鉴于后文写道先轸脱去甲胄，冲入敌阵，不幸身亡，于是主观认定先轸的行为是自杀谢罪。要照这样说来，所谓“自讨”，也就是向国君做出自我检讨的意思。
可是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境，不难发现这种理解非常荒谬：先轸阵亡之前，晋军正在战场上节节获胜，形势大好，下军大夫郄缺甚至成功俘虏了白狄的首领。
要知道，此时的先轸可不是一个执戈陷阵的普通士兵，而是晋国一人之下的中军元帅。中军元帅被敌方击毙，晋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胜势惨遭逆转。
如果说先轸的动机是要向晋襄公谢罪，那他应该争取在战场上戴罪立功。覆军杀将，转胜为败，这分明是罪上加罪，何来赎罪之说？
所以，先轸的“免胄”不合解释为自杀，他真实的用心该是以身先士卒的姿态向三军将士展现自己无畏的战斗勇气。至于阵亡，不过是随后发生的偶然事件而已。
先轸说“无讨”、“自讨”，都指讨敌而非讨伐自己。因为郄缺在战场上立功并因此在战后升任为执政卿之一，先轸感到自己在晋国政坛的地位受到了郄氏的威胁，更兼此时他与晋襄公的矛盾又趋尖锐，迫于郄氏“有讨”而先氏“无讨”的压力，先轸这才铤而走险，免胄自讨。
Q4：“晋公子”笔名有何来历？这个笔名让人第一时间就联想到晋公子重耳，它确实与重耳有关吗？
您觉得重耳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如此偏爱他？
晋公子：我的笔名确实与重耳有关。我觉得他是一个真实而伟大的人。
真实是因为在19年的流亡生涯中，重耳也会堕入颓废、脆弱、失悔等等的消极情绪之中，人性所有的弱点在他的身上都有清晰的展现。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并不完美的人，却用他漫长的奋斗铸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这是人能做成的事业而非神做成的事业，因此他的奋斗与成功才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Q5：主政晋国二十年的权臣赵盾在这本书里是仅次于晋文公重耳的重要人物。赵盾素有贤名，历来给予他的评价都很高，包括孔子。但本书对他评价似乎并不相同，虽然也肯定其某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更多批评他的专权跋扈，这不时让人想起《三国演义》里的曹操；甚至认为晋国霸主地位的衰落始于赵盾。
此外本书对于赵衰的评述，似乎也颇多微词，往往指出其和蔼表象下包藏的私心和算计。这样的评述是基于什么立场？以及，我们读历史时，所预先持有的历史观对我们会有多大的影响？
晋公子：咱们把问题拆分一下吧。先说一说晋国霸权的衰落与赵盾的关系，再说说孔子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评价赵盾。
说晋国霸权的衰落始于赵盾呢，这对赵盾来说，至少部分显得冤枉。
晋国的春秋霸权的构建本来是基于外交与内政的两根支柱。
从外交上说，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其实是由秦、晋、齐、楚四大国来联合主宰的。在晋国一战定霸的城濮战前，楚国的国家实力要明显高于晋国。在楚成王的领导下，楚国已经为争霸苦心经营了几十年。
自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即齐桓公谢世至城濮战前的这段时间），放眼天下，能与楚国匹敌的单一国家其实并不存在。即便晋国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因为从晋文公上台到城濮大战，不过短短数年，而在文公执政前，晋国还长期处于被二等强国秦国压制的地位。之所以在城濮一战中晋国能以弱胜强，挑落楚国，与晋文公苦心经营的秦、晋、齐三国联盟有密切的关系。
可是这个联盟关系，到公元前年崤之战后就已经瓦解。后来晋国大臣吕相曾说：
（秦穆公）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左传·成公十三年传》
崤之战后，秦、晋邦交破裂，秦穆公转而寻求与楚国的联合。
而联络楚成王，秦穆公手里正攥着一张王牌——曾经的楚国申县县公，楚国第一政治豪门若敖氏家族的重要成员闘克此时正是秦穆公帐下的俘虏。他是在公元前年的析之战中被秦国俘获的。
秦穆公利用闘克穿针引线，与楚成王达成了联盟的共识，可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联盟肇建之时，楚国太子商臣居然发动政变杀死了成王，楚国的外交政策也由北上争霸急转为南下固守——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闘克在楚穆王（即商臣）上台之后迅速被楚国权力高层边缘化的事实，自然明白——如果没有这段插曲，晋国霸业很可能等不到赵盾上台就已经崩溃，这也就是吕相说的“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因此，从外交上看，威胁晋国霸权的潜在隐患，公正地说应该由力主发动崤之战的先轸而非赵盾来负主要责任。
赵盾的主要责任是瓦解了晋国霸业的内政基础。
自晋文公执政伊始，文公就致力于团结国内的各方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由世卿大族联合执政的强力政府。在这个政府当中，赵氏起初只是不起眼的一员。
经过赵衰、赵盾父子两代的苦心经营才终于实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赵氏对上陵替君主权威，对下排挤异己势力，如此欺上凌下、党同伐异，其结果势必破坏卿族联合执政的格局，瓦解晋国君臣的凝聚力，并最终演成了邲之战的败局，春秋霸权也随即易手于楚国。这才是赵盾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至于孔子对赵盾的评价问题，我们首先得说明的是，孔子及其身后的儒士都是周公礼制的忠实信徒。周公的国体观念是家国一体，即以周天子为父，以分封诸侯为子，共同建设并经营一个庞大的分封制君主国。
历史进入春秋之后，周天子权势渐衰，如同父亲垂垂老矣。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呼唤家中长子站出来助老父一臂之力，协理家政。而这个所谓的长子，也就是春秋时代的霸主——所谓“霸”，最初写作“伯”，就是长子的意思。
从此我们不难理解，春秋霸主所肩负的国际责任是要抑制强国对弱国的侵削与兼并，尽量维持周公创建的分封制的天下格局。而在这一点上，赵盾的作为赢得了孔子的肯定，而他的对头晋灵公则成为了孔门眼中的反面典型。
以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召集的两次扈邑会盟为例：前一次会盟的起因是齐国出兵侵略鲁国，而鲁国请求霸主晋国出面主持公道；后一次会盟则是因为宋国发生政变，公子鲍袭杀宋昭公并取而代之，晋国有意组织联军戡定宋乱。
赵盾是推动晋国右鲁伐齐与戡定宋乱的主要力量，而这两件事如果成功，晋国就履行了自己作为春秋霸主的国际责任，维护了天下秩序的稳定。
可是赵盾的计划因为晋灵公收受了齐、宋的贿赂而中途流产，晋灵公当然就成了孔子眼中破坏周礼的坏蛋，以“不君”之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晋灵公的处境，不难体谅他的苦衷：赵盾以中军元帅之名主持通过一系列的政改措施，导致晋国公室的收入大幅缩水，逼得晋灵公不得不收取贿赂来贴补用度。可惜这些晋国内政的是是非非，不在孔子的考虑之内。
穆先生说，读史不仅要读到书里的事儿，还得读到书背后的人。著史之人必有其特定的立场与态度，孔子也不例外。
Q6：作为一套带领读者了解历史的书，《晋公子读史记》有何特别之处？
晋公子：这是一本态度严肃而笔调轻松的著作。
如果你想了解春秋时代的晋国历史，这本书会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考证为你展现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涉猎一些精彩的故事，那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宫闱秘事，谋略攻伐、刀光剑影。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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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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