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不会说满语，这未免有些武断。
事实上，只能说溥仪不能流利地说满文，却不能说他不会说满文。
虽然溥仪曾经在自传说自己满文极其糟糕，只会“伊立”（平身之意）这一句满语，但是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据《醇亲王载沣日记》所载：“皇帝冲龄践祚，寅绍丕基，现当养正之年，亟宜及时典学，以裕圣功，而端治本。……至于国语清文，乃系我朝根本，著派记名副都统伊克坦随时教习，并由监国摄政王一体照料”，由上可知，溥仪登基不久，清廷就派副都统伊克坦专门教他满语，而直到辛亥革命后，伊克坦都仍在紫禁城中兢兢业业地教授溥仪学习满文。
试想，就算再笨，一个学了数十年满文的溥仪，他怎可能就会一句呢？又怎可能不会说满文呢？如此，只能说溥仪说满文不流畅，却不能说他不会说满文。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清朝的国语–满语，自顺治入关后，满文的确是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态势，与清初“综满洲、蒙古、汉军，皆通国语”相比，清末，满文却面临着“满洲人文字语音，传至大清国末页，国运将衰，变法新章，兴立学校。满人我不读满书者，自此满文不振，满话依然断绝，满人祖制日见远之一日矣。仅存姓氏、父母等语”的窘境，仅仅百年的时间，满文就衰落成“仅存姓氏、父母等语”这般模样，让人真的是叹为观止。
但是，终清一朝，满文的衰落却真的是怪不到清朝统治者的身上，他们对于满文的推广真的可谓是不遗余力的。
《清史稿》曾言：“国必有所兴立，文字其一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发展壮大，首要做的就是要有属于自己的文字。而最初，满洲人所处的女真地区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的，史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当时女真诸部的百姓说的是女真话，可写的却是蒙古文，因此这对于女真部落的统一是十分不利的事情。
而在当时，一直怀有一统女真诸部壮志的努尔哈赤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曾说：“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是，不若得蒙古人一；的蒙古人是，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要想统一女真诸部，首要做的就是统一文字。
由此，在万历二十七年（年），努尔哈赤就命令额尔德尼等人，依据蒙古字母和满语语音，创制出了满文。之后，在满文被创造出来后，努尔哈赤就开始在本族大力推行满文，而就在努尔哈赤的强制推行下，时绝大多数的旗人都精通满文。当然，因最初的满文是借用蒙古字母的，所以始终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容易出现“上下字雷同无别”，“人名、地名必致错误”等问题。
于是，在崇祯五年（年），皇太极遂命达海因等人对老满文进行大力改进。而后，达海因为了避免出现老满文所出现的“上下字雷同无别”等问题，就采用了“在借用的蒙古字母上加上圈点”的方法，基于这种方法，满文在字形结构、语音拼读、语法规则上，因此也变得更加的完善，大大增加了其实用性。
之后，为了让满族百姓更有效地学习新满文，皇太极还下谕：“命儒臣翻译《三国志》《辽》、《金》、《元史》，性理诸书”，即将用新满文去翻译《三国志》、《辽史》、《金史》、《元史》等史书，然后以此为教材，向满族百姓大力推广新满文。
如此，就在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位满族皇帝的这般大力推动下，未入关前，是“综满洲、蒙古、汉军，皆通国语”，此时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所属旗民，上至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皆通满文。
而在入关后，因八旗子弟逐渐被汉化，所以自康熙年间就有很多满族人皆不能熟练，甚至是不会说写满语、满文，康熙年间广东巡抚法海（满洲镶黄旗人）就曾向康熙上奏：“奴才法海自幼庸懦不及，不通满书，缮写满字亦甚劣，所学差且弃置年久”，大意就是因满文好久不用了，我现在不太会说写满文了。想想看，此时连贵为一省巡抚的满人都不通满文，更何况是普通的八旗子弟呢？由此可知，自康熙之后满文其实就已经开始走向了衰落。
但是，虽然此时大部分八旗子弟都不熟悉满文，可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从顺治到光绪都从未放弃对“满文”这国语地位的维护，他们是始终如一的对满文保持着一万分的重视。
顺治年间，“各坛及太庙读祝，停读汉文，只读满文。仍增设满读祝官八员，一切典礼，俱照国朝旧制行”，当时清朝的宗庙祭祀在读祝文时，只读满文，不读汉文，并增设8位满读祝官。同时为了让旗人更好地学习满文，顺治帝还先后亲自翻译《劝学文》、《孝经》《格言》、《南宋演义》、《唐代演义》等书，作为旗人学习满语时的教材。此外，顺治为了让八旗宗室子弟不要忘记满文，更是只让宗室子弟学满文，禁止学汉文。
康熙年间，因八旗子弟逐渐荒废满文的学习，甚至是不会说写满文，所以康熙遂下诏八旗幼童，必须学满书、满语。同时为了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康熙还会给予一些精通满文的旗人丰厚的奖励，高官厚禄不在话下，如辅政大臣索尼，就因精通满语，被康熙赐予“巴克什”的称号，再如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他本无功名也无世职，但却因通晓满文，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只是户部学习的小吏，一跃成为四川巡抚。此外，为了保持满族文武百官的满文水平，康熙还要求旗人具折时，必须亲手以满文书写，如若发现不是，则清者问责，重责问罪。
雍正年间，雍正为了提高八旗子弟的满文水平，遂开始设各种旗人学校，学习满语课程。同时，同康熙一样，为了鼓励八旗子弟学习满文，雍正推行官职升降法，若能用满文书写履历（相对于康熙年间要求精通，此时只要求用满文书写履历，从中可窥出满文的衰弱之势让皇帝都无可奈何），则高官厚禄予之。
若不能亲手用满文书写履历的，则再无升迁的机会，如雍正八年，正红旗汉军骁骑校赵天辉本被保举担任防御之职，可在补缺之后，朝廷发现他不能用满文书写履历，遂暂发其俸禄，而后在两年后，发现他仍不能用满文书写履历，于是停发其俸禄。再如雍正十二年“因雄县兵丁骑射不堪，不能清语”，一怒之下，雍正就将该处的协领、防御等官员全部革职。
乾隆年间，此时满族被汉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汉文替代满文已成既定事实，但这时乾隆依然不放弃维护“满文”这国语的身份。当时乾隆意识到“从前当皇考元年、二年间，各部院奏事，俱兼清汉文。近见只用汉文者甚多”的问题，因此，乾隆一继位后下诏：“嗣后凡奏事，俱兼清汉文具奏”，即今后各部院奏疏皆要满文、汉文双份，借此来逼迫满族文武官员去学习满文。
与此同时，为了让满文不被汉文所替代，不让满文消失在八旗百姓的生活中，乾隆七年八月，乾隆更是上谕：“旗人在齐集之处，无论八旗大臣，还是士兵，必须讲满语”，就是在公共场合，上至满族王公大臣，下至满族士兵一定要讲满语，不得说汉语。
而对于一些不说满语，不学满文的，或者是学艺不精的，乾隆还会给予严惩，比如降旗，“（杨钟羲）吾家初隶满洲正黄旗，先高祖归自广西，高宗以清语问答，未能娴习，命改汉军，自是始为汉军正黄旗人”，乾隆年间刑部侍郎杨钟羲因不能用满语熟练的回答乾隆的问题，遂被从满洲正黄旗降为汉军正黄旗。
此外，为了让八旗宗室不忘满文，乾隆还采取各种手段或逼迫，或诱惑的去让宗室自觉学习满文。如在乾隆二十三年，乾隆下诏：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三品以上文武官员子弟，只要想参加科举考试的，则必须“国语”与骑射都过关，只有这样才能入场考试。再如在乾隆二十九年，乾隆还下诏宗室继承爵位，不以嫡庶承袭，而是以满文及骑射优长者为准，满文、骑射俱佳者优先承袭。
到了嘉庆年间，此时八旗百姓早已不能熟练的使用满文，多数都已经忘记说满语、写满文，只知说汉语、写汉文。而八旗贵族虽然因清朝皇帝强迫他们去学习满文，所以他们对于对于满文、满语还能较为熟练的使用，可是自清中期后，随着科举风气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八旗贵族子弟开始热衷于科举，而忽视对于满文的学习，因此到了嘉庆年间，嘉庆不但面临着满文在普通八旗百姓失传的问题，还面临着满文在八旗贵族中失传的问题。
由此，为了避免八旗贵族也失去了对于满文的兴趣，嘉庆不得已只能是禁止驻防旗人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再次重申旗人具折必须用满文，不能用汉文，一旦用汉文轻者被问责，重者免职，如嘉庆十七年，黑龙江将军德静用汉文书写谢恩折，因此遭到嘉庆严厉申斥：“嗣后，谢恩奏折均用清文，不准再书汉字”。
同时，嘉庆也同乾隆等清朝先帝一样，对于会熟练使用满文的官员是十分的看重，而即使他有罪，亦也会被重用，比如时荆州驻防噶勒柱，被查有罪，因此被押解入京，按理说他本该被治罪，可是此后嘉庆见他居然可以用满文熟练的进行应答，因此他的罪行不但被赦免，还将他升为三等侍卫，不久又升任副都统。
此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四帝对于满文都十分的重视，但是因八旗汉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当时满文基本上在民间没有任何的用途，而在朝堂上也几乎是毫无用处，由此清朝的统治者虽然极力推崇满文，并用尽各种方法去维护满文国语的地位，比如用高官厚禄去诱使八旗子弟自觉的学习满文，又比如用降职、斥责等强迫的方法去逼迫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可无论清朝诸帝如何的去推广满文，八旗子弟还是逐渐放弃了对于满文的学习，咸丰年间，咸丰就曾上谕斥责八旗子弟：“专习汉文，于清语、清字全不讲求，沾染习气，徒务虚文，实堪痛恨”，由此可见，到咸丰年间，满文、满语早已在八旗贵族、百姓中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此时满文的衰落已不可挽回。
当然，满文作为满人的文字，虽然使用范围越来越小，就好比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满文）就像是一件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董，虽然早就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在满人的心里，满文的地位始终是不可替代的。清亡后，一些满人的后代纷纷修满文族谱，力图通过满文唤起满人的历史记忆，在这些人的努力下，满文虽然逐渐不振，但好歹没有灭绝。
无论怎么说，清末，满文、满语会面临着“满文不振，满话断绝”的窘迫，其归根结底跟清朝统治者没啥关系，而是大势所趋，清朝要想统治这偌大的中原，及数量庞大的汉人，他就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汉化，只有这样汉人才能接受满人的统治，而一旦接受汉化，清朝就必须放弃满文、满语，去改用汉文、汉字，因此满文、满语的衰落是可以预见的。